在对待传统文化上，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李大钊、鲁迅等都有较正确的态度，但吴虞、吴稚晖、钱玄同等人则提出了一些特别激进的主张，在社会青年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尤其是吴虞被胡适称为“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，这句话不知从何时开始被演绎成“打倒孔家店”了！这些激进的主张把传统文化完全当作包袱，当作负面的东西和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。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影响。
在纪念“五四运动”80周年之际，我以为应该给予孔子一个公正的评价，对中华文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
1993年10月，在湖北省荆门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（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），出土了一批竹简。经专家的整理识读，引起学术界对原典儒学的重新认识和评估。《郭店楚墓竹简》有一篇《唐虞之道》，崇尚“禅让”，主张“公天下”，反对“家天下”，反映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；还有《语丛》四篇，其中说“君臣，朋友其择者也。”“友，君臣之道也。”意谓君、臣关系应是一种可以双向选择的朋友关系，而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。在现存儒家文献中，只是清代的黄宗羲、谭嗣同等人才有这样的思想。
《郭店楚墓竹简》还有一篇《性自命出》，反映了原典儒学以“情”为本的心性理论，作为群体价值取向的“道”和“礼”只有合乎“情”，才是人们所乐于接受的。“情”成了衡量善恶是非的尺度。这种思想与后来从汉儒到理学的“性善情恶”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观念完全相反。
郭店楚简所反映的是孔子之后一、二传弟子的思想，透过它可以反观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。以此核心思想审察后世的“道统”说，便会对儒学传统作出新的诠释。在我们看来，原典儒学的核心思想是“大同”，说的是社会理想；“禅让”说的是政治思想；贵“情”说的是人生哲学。这些核心思想是原典儒学的真血脉。宋明理学家曾经宣称他们发现了孔孟的“道统心传”，可是宋明时期几个有代表性的心性理论，无论是朱熹的重“性”（性即“天理”）说，还是王阳明的重“知”（知即“良知”）说，或者刘宗周的重“意”说，都不符合原典儒学的思想。真正继承“道统”的倒是以黄宗羲、戴震、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清代儒者。
从今日的观点看，儒学在先秦、清代两段有许多人民性、民主性的精华。这种思想史的发展正是采取否定之否定的形式。这也就是说，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性质，传统儒学沿着这个路子，本来可以诠释转化为一种近代的思想体系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助力而不是阻力，只是因为清人入关，建立了新的专制王朝，随即大兴文字狱，使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未能得到顺利发展，儒家思想也错过了及时诠释转化的机遇，因而在近代一再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，从而受到进步人士的批判。
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，我以为，一个民族的文明是一种历史的产物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纯粹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，只有历史积淀意义上的现代文明；而文明传统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。中国在五四以后，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，是与原有的儒学共同体文化和大同理想有直接关系的；而在抗击日寇侵华战争中，如果没有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，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。在当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显重要。
